他刚从美国回来，家还没安下，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，并没当真。谁知没过几天，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“太平歌词”中苏同盟，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。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、假博士和铃铛谱。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，是动真格的，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。文化班头，知名作家，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，不仅令人叫绝，更令人起敬。看到了热情爱国，助人为乐，不摆谱，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。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，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，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。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。
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，成立市文联，老舍先生当选为。我也调到文联工作，就几乎天天见面了。老舍先生这当得很认真，风雨无阻，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。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的。对属下像对家人，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，没有职务高低之分。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。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，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，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，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，正碰了他坐在那儿，他看见我先是一愣，随后笑笑说
“小邓，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，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，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。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，而且评点。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“山谷中的雾气，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，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”写完自己还很得意。交给编辑部后，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，上边说“云是云，雾是雾，露是露，你别瞎搅和。”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，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。写文章绝不说“河边有三棵树”，而要写成“树，一棵，两棵，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，挺立着。”有回我问老舍先生“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，您说怎么才能顺溜”他说“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，自己念着顺嘴，不打夯儿，它就顺溜。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，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，我受用了一辈子。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。有不顺溜的地方，坚决改过。
除去公务，老舍还爱揽“闲事”，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，甚至有点“公私不分”。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，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。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，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。陈半丁，于非间更不用提，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，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，出于同情，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“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，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，价钱由您定”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“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，画我不敢留，艺术是无价的，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”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“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，得替他们想想办法。”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“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”，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，帮助解决生活困难。当时正重，新翻修天安门。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，把天安门内部宫灯、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，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老舍每天上班，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，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，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“解放了，人们不迷信了，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。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，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，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、文化局也该管吧”就在他的倡议、奔走下，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