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近岁末，遇到两件快事。一是经过台湾同行们的热心奔走，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；二是“云门舞集”在京沪演出“新传”，引起轰动。两件事接踵而来，使我更信宿命论。并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，兴衰分合，常出乎人们意料。
数年前我在香港时，施叔青热心的把我一篇小说拿到台湾“中国时报”上发表了，她问我“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”我说“要新台币”。她奇怪地说“你要它怎么用”我说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，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”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“气性”也就是精神病。我一笑。本来我就没当真，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。
我看“云门舞集”演“新传”，是8年前在香港。天天在商业文化、租界风俗中呼吸，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，扭秧歌，令我激动流泪。闲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。我说“真可惜，这么好的演出。我只能在香港看到，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。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。”林先生说“我也想去大陆演出，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”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“云门舞集”停办，林先生去了美国。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“新传”，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。
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，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。回想起第一次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，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9年前，我去东京参加国际书会。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，我好紧张。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，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，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。
一件是私事，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凤、舞莺，哥哥叫舞鹰。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，署名是“韩舞麟”。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“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”“”期间，有亲属在台湾者，有说不清的麻烦。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“无冤无仇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”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，我岳母听了大惊。悄悄说“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，途中失散，多年没有消息。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”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。
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。70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发表在“人民日报”。不久举行评奖，取得了预选资格，后来却又被撤掉了。我找熟人打听落榜原因，才知道传说该作品有“抄袭之嫌”。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曰“抄的是台湾作品。大陆人没机会看到，故存侥幸之心”。“”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，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，这麻烦怕小不了。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。谁知此后倒也再无人提起。我又找朋友打听。朋友告诉我“经过研究，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，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。这题材带有传奇性，两岸都是中国人，听到相同的传说，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。不过为了省点麻烦，以不给奖为好”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什么名字，朋友说他也不知道。
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。女作家韩秀来北京。听我有些愿望，送我一堆台湾小说，我才找到被我“抄袭”过的红丝凤。也才领悟了林海音、陈映真、朱西宁、余光中、洛夫等作家的风采。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，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即相似又陌生的环境，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，颇有一见如故，似曾相识之感。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“抄袭之嫌”感到委屆，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，不论是内容上、写法上，以至某种心态上，有“抄袭嫌疑”者，绝非惟我一家。一个祖宗的子孙，一个科班的徒弟，许多思维模式，观念心态，措辞用语，甚至连弱点、毛病，也像一个师傅